例如，中国船舶集团、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总部迁至上海；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迁回湖北武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总部“花落”广东深圳；而中国稀土集团总部则落户在江西赣州。

　　上述风险事件集中反映出中小银行艰难的经营现状。总结来看，中小银行整体呈“量多质弱”的特点，较国有大行和股份行而言，中小银行盈利能力普遍较弱，抗风险能力较低，风险抵补能力弱，且高风险机构聚集。根据央行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评级结果，高风险银行346家，城商行、农合机构（包括农商行、农合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的数量分别为16家、202家和112家，占比高达95.4%。中小银行一方面资产质量偏差，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0%和3.25%，高于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1.62%）；另一方面，能够承担损失的自有资金较少，资本充足率显著低于国有大行和股份行。

　　中国的中小银行是指除工、农、中、建、交、邮储及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外的商业银行，包括城商行、农商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民营银行和村镇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银行在银行业中的数量占比已超九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4567家，若剔除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中小银行法人机构数量占比达98.5%。《2022世界杯全赛程倍率》　　二是自身造血能力偏弱。近年来，国有大型银行业务下沉，挤占了中小企业盈利空间。如：2023年6月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7万亿元，占比从2020年年末的31.7%上升至39.1%，而城商行占比从14.5%下降至13.5%、农村金融机构占比从33.9%下降至28.7%。此外，中小银行的规模红利弱化，2022年起其资产扩张速度明显弱于大型商业银行。中小银行还存在负债经营能力较弱的问题，随着净息差收窄期，国有大行纷纷转向负债端成本控制，如利用数字化、平台化经营拓展结算资金，发挥托管优势，吸引大量低成本资金，而这是中小银行难以实现的。另外，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力大，非上市中小银行只能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方式补充资本。而资本市场表现疲软，导致大型银行也纷纷转向二级资本债市场，抬高了中小银行发债的成本。

　　张玉延自然而然地成为这项计划的推动者。2014年开始，张玉延反复奔波于市、区两级住建规划部门，但是困于没有先例和规定，又涉及测绘、设计等领域，工作人员和他一起研究，始终没有下文。一位体制内人士“指点”张玉延，“既然区里说没有先例，就请区里给市里打报告，上级部门会回复下级部门。”

　　文章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启动问题线索处置工作，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起底梳理，对涉及重点人重点事、纪检监察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的一查到底，对线索反映具体、指向明确、核查条件成熟的立查立处，刀刃向内、自剜腐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