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的人工费在迅速上涨，现在没有能担当‘世界工厂’重任的国家。”韩国《朝鲜日报》近日报道称，在越南胡志明市运营一家服装厂的英国人诺里斯正为当地20多岁的年轻人经常辞职而苦恼，即使他提高薪水也难以留住他们。文章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工费和福利支出越来越高，依靠低人力成本和大规模生产的“生产基地型国家”越来越少。

　　2020年，未满37岁的孙睿君成为副厅级干部，任广西百色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次年任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今年8月任玉林市副市长。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建新利用职权主动为其儿子从事经营活动“搭台”的问题。2015年6月，胡建新利用其分管负责省油补监管平台开发之机，主动示意想要承揽该项目的长沙某公交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某，要求刘某某提供公交车车身位给其子胡某某入股的长沙某广告公司开展广告业务。2016年10月，在胡建新的帮助下，刘某某顺利中标省油补监管平台项目。2016年2月至2017年8月间，胡某某入股的广告公司与刘某某实际控制的公交公司先后签订了8份《公交车辆车身外广告位租赁协议》，截至2019年8月协议终止，每年从中盈利约40万元。胡建新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3年7月，胡建新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按照三级主任科员重新确定其退休待遇。《世界杯球赛》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查尔斯·古德哈特曾说过，过去30年西方国家依靠将生产基地移往中国并获得大量廉价商品，让本国的消费物价年平均涨幅仅在1.5%左右。不过，在从中国受益的同时，发达国家也在盘算“B计划”。有专家研究称，“中国+1”最初由日本在21世纪初提出，最近几年受中国本土制造成本上涨、美国挑起的对华经贸摩擦加剧以及疫情冲击，一些美欧企业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国家投资、建厂，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不过，包括印度媒体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也意识到，限于自身短板太多，“中国+1”给印度带来的机遇有限。英国《金融时报》8月16日刊文称，从富士康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半导体项目遇阻可以看出，尽管一些企业有意推进“中国+1”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但却无力通过“中国+1”再打造一个比肩中国的全球制造中心。

　　之所以问责泛化、简单化，就是因为害怕出事，干脆层层加码。要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还得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即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