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应当说，克莱弗利所阐述的对华观点，根本算不上什么“对华友好”，充其量只能说是回归到了相对正常一点的外交轨道——在和平年代，与哪个国家发展关系不需要“建设性”呢？又有谁会喜欢充满戾气、动辄就要搞霸凌的交往方式呢？然而就是这样的正常逻辑，在英国要公开说出来都得小心翼翼、来回找补，还要承受来自议会反华议员的巨大压力，这也再次暴露出英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和混乱度，显然不利于中英关系往前发展。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世界杯冷门预测》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回想小时候的经历，王印觉得自己得到的最大资源就是“空间”。他想过学美术，但拿不出报课外班的钱。在20多年前的山东农村，常见的是铁丝等身边的材料，他于是自己琢磨。“因为一直在做，偶尔失败也就失败了，节奏并不着急。”

　　周忠和表示，基金委还应扩大面上项目的资助率和资助强度，其单项资助强度曾一度达到八九十万元。近几年，基金委资助资金的总池子逐年扩大，但面上项目被其他各类项目所稀释。202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总资助金额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拨款的49.3%，十年前，这一数字能达到66.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