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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欧盟、北约,只是西方给予的一种画饼充饥。实际上,起码在俄乌冲突的当下,以及俄乌未能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对乌克兰来说,欧盟、北约之梦都是黄粱美梦!
作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但凡还在为这个国家的独立与未来可能的发展考虑,就该想到,俄罗斯不仅与乌克兰同宗同源,更是永远跑不开的邻居。与这个个头比自己大、实力比自己强的邻居长期相处,乌克兰不该只想着惹怒对方。如果能在双方保持和平的基础上,通过携手进行经济建设,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那乌克兰才是真正的赢家。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基金委改革明确了四类研究的资助导向:鼓励探索,突出原创(Ⅰ);聚焦前沿,独辟蹊径(Ⅱ);需求牵引,突破瓶颈(Ⅲ);共性导向,交叉融通(Ⅳ)。社论对这一分类有着精准的概括: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科学前沿问题研究、经济社会所需的研究、应对重大挑战的跨学科研究。
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为什么中国年轻的科学家总处于‘饥饿’之中?”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
2019年,当时照顾“高高”的饲养师介绍,“高高”作为一只老龄大熊猫,在饲养上与青壮年大熊猫有所不同。为了保护它的肠胃,“熊猫厨房”会将新鲜的竹叶清洗晒干后剪成碎片,和大熊猫精饲料混合后,加入“高高”爱吃的蜂蜜做成香喷喷的丸子。
一切围绕项目的资助体系中,研究机构的运营、选题方向及科研人员的工资薪酬都和项目直接挂钩。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项目负责人,为了“凑人头费”,也就是给课题组的学生和博士后发得出工资,还必须不间断去申请新的项目,造成一定的重复资助。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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