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香港《南华早报》称，如果马尼拉“倒向美国”，这对菲律宾来说将“是一场巨大冒险”。这不仅将导致中菲关系紧张，而且将使“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受挫，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拒绝卷入中美博弈的东盟其他国家“不会赞同”菲律宾的做法。如果马尼拉执意那样，可能“加剧东盟分裂”。

　　在调研时，李鸿忠提到，要大兴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完善人大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高质量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不断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推荐可以买足球的app》　　今年2月1日消息，黑龙江省发改委党组成员、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辛敏超被查，他于2011年任五常市市长，2014年6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6年11月调任双鸭山市委常委，张希清正是他的继任者，2016年11月任五常市委书记。

　　美国因素无疑也影响到韩国民众的对华态度。据詹德斌介绍，上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就对韩国知识分子的对华认知产生过巨大影响。中韩建交后，韩国长期奉行“安美经中”（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对外政策，但这个政策成功的前提是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战略稳定的状态。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以合作为主导转向以竞争为主导，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回旋空间正在缩小，由之前的“左右逢源”转变为“左右为难”，这自然也影响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詹德斌认为，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中韩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共性仍非常多。目前民间出现的“共性越多、矛盾越大”的奇怪现象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的瞬间。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来临，中韩民间交流也将出现新的面貌。权起植也表示，随着韩中交流逐渐增加，韩国青年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将会减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