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表示出积极修复双边经贸关系的意愿，现在这一意愿正在进入落实阶段。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王印选择成为一名科学教师，辗转任教过三所小学。这些学校位于上海郊区、黄山边缘、浙江县城，都离他的家乡山东很远。在第一所学校时，那里有间闲置的车库，激活了他幼时的手工爱好。很多个周末，他都泡在车库里，买来各种工具，做所需的各类生活用品。《22年世界杯预测》　　王印表示支持，那就去做吧，他帮小男孩找来一些基础材料。没想到，小男孩扎进去了，在两个月的课余时间里，他做了十几把，终于做出一把满意的木质武士刀。一次，小男孩嫌做出的刀不够精细，偷偷抹泪，但很快，又重新拿起工具投入制作。

　　2018年11月16日，国际顶刊《科学》罕见发表了一篇评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改革的社论。文章称，基金委从2018年下半年开启的全方位改革“反映了全球科学与技术研究范式近年来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相辅相成、跨学科研究凸显重要性”。

　　王晓东说，应该把这种“真正顶尖的、为全人类作贡献的探索性科研成果”当作国家的名片。人类的知识是有边界的，需要有一部分人去探索如何突破边界。“只有依靠好奇心和英雄主义驱动，才能去做这件事。社会需要营造一种支持英雄主义的科研环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些年一直没有涌现出重大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这就是房间里的大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