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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4-07-15 06: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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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虽然李太白的诗笔向来狂放,不过当他在《蜀道难》中写下这一笔时却并非全然夸张。过往的历史记录中,古蜀与中原的确鲜有联系,比如依据《蜀王本纪》来看,双方最早的接触要到东周战国的秦惠王时期才发生。《尚书·牧誓》中倒是记载了周武王灭商时,蜀与庸、羌、髳、微、纑、彭、濮八个盟国有所参与;而《华阳国志》更是将古蜀的创立纳入中原神话:“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但如民国学者顾颉刚论证指出,《牧誓》之蜀仍是汉水流域的蜀人而非岷江流域的蜀人,《华阳国志》则是在“民无二王”的意识下有意将蜀之称帝称王者归于周的世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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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葛维汉的发现虽浅尝即止,却如开山辟路般打开了通往西南故邦的一条隧道,初步证实了古蜀王国不但真实存在于九州大地,还具备了相当可观的文明程度,更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着若干相似相同相通的联系。在此之后,郭沫若、徐中舒、卫聚贤、郑德坤等一批中国学者也纷纷将关注的视角投向了川西坝子上这片埋藏着无限可能的神秘腹地,顾颉刚更是前瞻性提出了“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不仅彻底否定了几千年来人们信奉不二的“巴蜀出于黄帝”,也事实性地开启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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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器物坑性质的争论,本质上关联着对三星堆文化缘何衰亡的推测。作为彼时三星堆考古队副队长的陈显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大量的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为求得神灵保佑或宽恕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这种乞求行为背后有着密切相关的现实因素,三星堆人很可能面临着某些特大问题。而这些特大问题,有可能是外敌的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那场“若尧之洪水”的灾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副所长赵殿增也是祭祀坑观点的坚定支持者,由坑内种类多样的祭祀形器物,他推测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神权至上的国家,但也正是因为对宗教的极度狂热,过度消耗社会财富贡献神灵,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最终在一次次燎祭祈福无效后不得不告别故土迁居他处。

          过于庞大、耀眼的掩埋遗物对三星堆遗址与文化整体的研究和探索也构成了些许干扰。参加过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和组织工作的赵殿增曾坦言:“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打乱了工作的计划性,同时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不仅上千件埋入时就被有意打碎文物的修复、整理、研究、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而且社会各方面对这批文物的关注和需求,使我们无法正常地继续原有的工作。”计划被打乱的最直接影响便是发掘资料的整理与考古报告的发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万娇就在论文中表示过:“从祭祀坑旁边的三星堆开始,兴奋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对三星堆遗址进行新的探索,自然就忽视了一项最基础的工作——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发表。1980年发掘后发表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这样及时的发掘—整理—发表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很好地延续下去。”时至今日,研究者能够使用的资料,除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三星堆祭祀坑》,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的三个简报,没有详细的正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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