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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期间，他去往武汉大学调研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等情况，对推动党委认真履行管党治校主体责任、“一校一策”做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要求，并就有关课题与专家学者座谈交流。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管理上，不同部门间的联动不足；二是目前的应急预案还不够细化，尤其是交通部门没有考虑在紧急撤离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关卡，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等现实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委员杨赛霓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她同时强调，面对极端天气致灾的复杂性，任何预案都不可能覆盖一个极端事件中的所有可能场景。在应急处置中，另一个原则也同样重要：给予现场决策一些冗余度，建立容错机制。

　　在交通方面，研究基础设施风险评估与应急管理的杨赛霓提到，一座十年前设计的桥梁满足“50年一遇”的设防水平，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数据测算得出的标准。如果加入最近几年的数据后，可能十年前的“50年一遇”只相当于现在的“20年一遇”。

　　在程晓陶看来，面对极端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内部，气象、水文、水利等各个系统要及时有效沟通。比如，降雨量多大、各条河流的流量是多少等，应急指挥部门整合信息后，要迅速将灾害的严重程度通知给社会。

　　读者“地头熊熊”表示，“与中图网结缘于2010年的学院路邮局，淘到的第一本书是爱德华·纽顿的《藏书之爱》，从此人生乐事又多一件。刚刚下单了加油包，看到不断刷新的下单人数，顿时百感交集。等你回来。”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如今，菲律宾将“南海仲裁案”作为对仁爱礁的主权依据，同时菲律宾和美国企图将争论焦点转移到仁爱礁等海洋地物的法律地位问题上，以此模糊主权归属争议。然而，2006年8月，中国已经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规定向联合国提交声明，针对涉及海洋划界、领土争端、军事活动等争端，不接受规定的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

　　8月1日，新华社从河北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7月31日起，河北先后启用7个蓄滞洪区，包括大陆泽、宁晋泊、小清河分洪区，兰沟洼、东淀、献县泛洪区，永定河泛区，以减轻京津防洪压力。其中，涿州境内包含了小清河分洪区与兰沟洼蓄滞洪区。《评估报告》介绍，小清河分洪区有两大功能，分泄滞蓄当地四条河流的洪涝水，以及承接永定河100年一遇洪水时的分洪水量，是永定河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南海不是域外国家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游猎园”，煽风点火、坐收渔利的那一套，在这里行不通。中国和东盟国家有必要保持定力，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坚决反对域外势力插手，将解决南海问题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

　　齐鲁晚报2008年6月13日的一篇报道提到，郯庐地震带在我国境内延伸2400多公里，是华北地震区的四大地震带之一。300多年前，即1668年，郯城发生8.5级大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是我国东部千年罕遇的一次特大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学家的研究，像这样的破坏性地震，其原地复发周期在3000余年。处于地震带说明这个地方是地震多发地，但并不能说明这个地方近期一定会发生破坏性地震，市民没有必要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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