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类是中超公司。中超公司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按照公司的治理结构设立不同的层级，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职责。他们行使的具体职权，比如广告与哪些方面进行合作、商业推广与哪些人员合作等，都由特定的公司人员借助于相应的职权来加以实现，这就为腐败滋生创造了操作空间。

　　湖南省纪委监委指出，上述6起案例，帮助的对象从妻儿、女婿到兄弟、外甥等形形色色，采取的手段从打招呼、站台到操纵招投标、量身定制补贴等花样百出，牟利的领域从业务承揽、项目发包到工程结算、资金奖补等包罗万象。有的公然打招呼、“站台”，搞权力变现；有的将国家项目视为“自留地”，搞雨露均沾；有的肆意增加工程量，搞损公肥私；有的将国家奖补资金私相授受，化公为私；有的以掌握的公共项目搞“等价交换”，做无本买卖；有的开“夫妻店”，一人后台当官做靠山，一人前台开店发大财。归根结底，都是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公权谋一己或一家之私利，搞一人当官，全家发财，一人高升，众人得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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