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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平至今还记得被困的同事里一名小伙子说过的话。救援时，这名小伙子护送着孕妇和孩子等其他同事先离开，他最后才走。眼看着水位不断升高，他说当时自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她向记者展示了一处房源，所在小区盛晖家园2009年建成，面积为84.09㎡，单价不到15万元，总价为1260万元。“无论是从面积、楼龄还是房型上看，这种房子过去流动性都很高。但实际上，它5月份降了20万，6月份降了30万，还能再谈，可见楼龄新的房子也愁卖。”顾清说。

　　王新认为，今后，银行应对申贷人严格审核，建立贷款征信制度，对涉及高利转贷问题者，取消他们今后的贷款资格。放贷后，银行应该对贷款的用途走向做好跟踪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惩处。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司法实践中，高利转贷罪有可能会跟上下游的一些犯罪（如有的被包括到了洗钱罪中）混合在一起，有些案例中不一定会作为一个单独罪名体现出来。此外，有的案件还涉密，不对外公开，所以难以将该项罪名设立以来，涉及该项罪名的历年案件数量做统计。但从公开通报看，近年来涉及该类犯罪的案件还是屡见不鲜。

　　金融机构为什么愿意低利率贷款给公职人员？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得知，由于公职人员工作和工资较稳定，对金融机构来说，属于比较优质的客户，所以对公职人员等特定群体会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学区房的出现是出生人口增加遇到了教育不均衡导致的，学区房的出现是发展问题，当下的政策基本集中在降低获得优质资源的难度，但优质资源依然存在，比如西城、海淀的高中录取率依然全国最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判断，“出生人口变化，会导致2到3年后学区房需求锐减。”

　　8月1日下午，涿州市东仙坡镇三步桥村的村民在网上发出求助，村里有100多人被困，洪水已经淹没住所的一楼。村民张亮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水是从7月31日晚上11点涨起来的，当天下午，村干部发出通知，要求村民抓紧转移至地势较高的镇中学。他和大部村民一样，只是将老人和小孩送到了安置点，自己留在家里观察雨情。

　　通报称，2013年，时任巩义市北山口农信社主任王某范为感谢杨红伟对其农信社完成揽储任务等提供的帮助，与杨红伟商定以其哥哥杨某军的名义通过签订虚假合同在北山口农信社贷款200万元，并由王某范进行转贷给某置业公司，获取的102万余元高额利息由杨红伟占有支配。

　　发源于河北涞源的拒马河流经野三坡景区，不少村民的家离河道只有一二十米远。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后，拒马河出现1963年之后的最大洪峰，野三坡景区水路电讯全部中断，15000多名游客滞留景区。但“7·21”的洪水对刘斌影响不大，他的农家乐离拒马河约20米，房后是山坡，阳台和盖起的二层小楼总共接近10米高。那次拒马河涨了约5米，淹到他家时，水都没漫过阳台。

　　2012年“7·21”特大暴雨发生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涞源成为洪灾的重灾区，涞水县野三坡景区遭受自1986年开放以来最致命的重创。据2012年媒体报道，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野三坡景区上游的拒马河干流无水库等拦蓄工程，导致洪水迅猛，河道难以消化如此大的降水，但水库修建须由国家统一规划，种种原因致使当地修建水库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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