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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需要转移安置人员这个细节就能看出，蓄滞洪区并非一个闲置的区域，河道两岸往往有人居住、生产，其建设管理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百姓民生。

　　郭薇从事旅游行业，前几天带着团去了内蒙古，但后来听说涿州市有大雨，很多人担心家里，想要提前回来，于是他们改了行程。返回来的时候，好多地方已经封路。旅行社给郭薇安排在了她现在居住的酒店，郭薇没有别的好选择，只能入住，因为她进不去村子了。

　　包括王新在内的数位受访者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应充分评估高利转贷利益链末端者（指最终接盘的“转贷人”，例如民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多给他们贷款扶持，让高利转贷者失去存在空间。

　　《半月谈》曾评论称，在一些高利转贷案中，有领导干部多次以名下房屋需要装修为由向银行大量贷款，动辄数百万元的“装修贷款”明显超出正常的装修需求，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合理之处，折射金融机构对涉公职人员贷款的资金用途存在管理漏洞。

　　“学区房的出现是出生人口增加遇到了教育不均衡导致的，学区房的出现是发展问题，当下的政策基本集中在降低获得优质资源的难度，但优质资源依然存在，比如西城、海淀的高中录取率依然全国最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判断，“出生人口变化，会导致2到3年后学区房需求锐减。”

　　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管理上，不同部门间的联动不足；二是目前的应急预案还不够细化，尤其是交通部门没有考虑在紧急撤离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关卡，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等现实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委员杨赛霓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她同时强调，面对极端天气致灾的复杂性，任何预案都不可能覆盖一个极端事件中的所有可能场景。在应急处置中，另一个原则也同样重要：给予现场决策一些冗余度，建立容错机制。

　　8月1日傍晚，澎湃新闻记者跟随救援艇进入批发市场看到，里面水雾很大，路两边不停有人在求救，有人在窗户边，有人在房顶上，有人在卡车顶上，目前的主要救援对象是老人、儿童和妇女，因救援力量不足，仍有很多人被困在市场里。

　　根据有关规定要求，山西省安委办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晋城市安全生产委员会要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组织进行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原因，认定事故性质，分清事故责任，研究提出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依法依规妥处善后。事故调查报告和处理决定落实情况要及时报送山西省安委会办公室。

　　“‘7·31’以前，学区房的价值100%体现在学区，楼龄、房型、朝向这些都是附加值，顶多再加20%~50%。但‘7·31’以后，学区价值占比大降，楼龄等房产特性本身的价值凸显出来。”刘敏告诉记者，在市场上，这意味着楼龄越新的房子越稀缺，议价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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