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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超过了设计能力、城市扛不住的部分，“需要设计冗余区域，让水淹之处，是可以被淹的地方，是指定的区域，雨过之后，清理掉水淹区域，减少对正常生活工作的影响。”如此，实现城市建设成本与舒适度、安全性的平衡。

　　一位受访的政法系统公职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银行工作人员甚至会主动到他所在的单位，推销信贷业务，“他们给我们的工作证件拍照，再让我们填个表格，就能贷到30万元，甚至更多，贷款利率也会有明显优惠。推销人员虽然说资金不能用于高利转贷等用途，但后续并没有跟踪管理。”

　　中图网提供的信息显示，位于涿州码头镇码头村、处于涿州汛情灾害中心地段的北京人天书店库房，受灾时水深最高超过2米，所有期刊、图书截至8月3日15时仍浸泡在汪洋之中，已经全损，预计20天内库房无法正常发货，已经产生的订单无法处理。该公司通过加紧联系印厂重新印制客需量大的图书来自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今年2月7日，常州市委书记陈金虎在开新春“第一会”时提到：按照目前的增长势头，2023年我们将昂首阔步迈入“万亿俱乐部”，万亿GDP城市未来可期。

　　同样的情形亦出现在月坛。“德胜的居民户数量是月坛的1.6到1.8倍，相比德胜，月坛受‘7·31’影响不大，甚至是整个西城学区受影响最小的片区，虽然也有调剂，但基本都能上实验二小和复兴门外一小。”房产经纪人崔明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极端的情况不是没有。之前有一套北广家园的房子，报价1160万，980万就卖了。但这是捡漏，卖了就卖了，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认为，可以参考过去18年每年提高城职保待遇水平的办法，每年逐步提高城居保待遇水平，通过几年时间达到政策预定标准。如果以每年每人月待遇标准提高100元的速度，通过3年时间就可以使城居保待遇达到目前城乡居民低保水平。假定领取城居保的3亿人数不变，则中央财政每人每年需要增加补贴1200元，3亿城居保待遇领取者每年共需增加财政补贴3600亿。此外，由于补贴的是低收入群体，其边际消费率高于高收入群体，也有助于落实国家促进国内消费的发展战略。

　　“现在您就看急售的房子，我们推的也都是这种。大部分的业主并不着急卖，等两三年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所以他们没有降价的意愿，您看这种房源也没有意义。”多位房产经纪人都持相似态度。

　　8月1日是马先生妻子36岁的生日，当天上午他们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配送十分正常，但到下午河水就进小区了。他称，这之前，小区物业通知可能会因为暴雨停水，让业主储备一些，开始以为最多停一天，但没想会这样。

　　本报记者 世界杯新闻腾讯 【编辑:世界杯新闻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