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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李振广：一群军火商跑台湾，当然是为了卖武器。实际上在所有的商品当中，武器是利润最大的、最挣钱的，那么这么多美国的军火商跑台湾，就是为了薅台湾的羊毛。当然了，台湾当局在政治上、安全上全面投靠美国，所以需要向美国“交保护费”，那么这些军火商来到台湾，向台湾倾销武器，实际上是台湾当局向美国“交保护费”的一种方式。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负责的“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成为2016年首批获得该项资助的三个项目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项目经费管理比较宽松，但问题是这种项目太稀缺了，这虽然是一种稳定支持的模式，但本质上仍是一类竞争性很强的项目。庄辞也认为，这类项目支持的比例非常小，仍是面向极少数人，目前竞争已趋白热化。

　　本轮机构改革后，原属科技部的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被划入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可能是一种信号，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增加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开发与创新的资助功能。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将于4月底在“拉达克地区”列城举行G20“青年峰会”，这被认为将“向中国释放明确信号”。就在上月底，由印度科技部主办的一场G20相关边会刚刚在伪“阿鲁纳恰尔邦”（我藏南地区）举行，中方拒绝出席。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另一次是2021年底一场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网络歌曲《坐上高铁去台北》实际上反映了两岸民众对实现京台高铁从福建到台北这么一个远景规划的美好愿望。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比如，目前“五一”、端午节假将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4月20日就公开通报了10起典型问题，包括了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远良，河北省廊坊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大厂回族自治县委原书记谷正海，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原党委书记、总队长陈军等多人。

　　但绝对自由下，也有绝对的残酷。北生所内部评估非常严苛，每5年进行一次，评估标准为学术成果是否有足够国际影响力。受邀参与评估的“国际小同行”数量至少10人，需要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工作，北生所的课题负责人在你所在的研究所、大学能否得到晋升？这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所在的科研领域产生影响？课题负责人所做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使其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者都要满足。首次评估通过后，实验室经费升至每年300万元，如果评估失败，实验室主任和手下全部人员都要离开。“所以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实验室主任的权责利是一致的。”王晓东说。

　　本报记者 90ko极速比分手机版 【编辑:90ko极速比分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