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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文指出，蒙古国的畜牧业曾是国民经济的主要引擎，现在面临着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的威胁。自1990年以来，牲畜数量增加了三倍，达到7000万头，大大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该机构研究还指出，蒙古的过度放牧与全球羊绒价格飙升有关，同时也与缺乏适宜的土地使用法规或草场管理标准有关。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研管理人员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国家三令五申说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改革要“破五唯”，尤其不要“唯帽子”，但问题是到了基层，无论对科研人员还是研究机构，都是凭“帽子”发钱，不可能不重视，甚至研究机构为维持自身更好运营，也会鼓励研究员多申请各类人才、科研项目，单位内部的排名或奖惩也都和项目直接挂钩。

　　印度计划购入的无人机，正好是2020年加勒万冲突发生后印度租借的机型，因此有美媒鼓吹称，印度采购这些无人机后，将有助于它在中印边境“对抗中国”。

　　作为中国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的最主要资助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6年专门开辟了一类更长期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其目标是“聚焦前沿、突出交叉”，主要资助对象是高水平学术带头人牵头的多学科交叉团队，进行“五年+五年”的滚动支持，最初每五年提供2亿元经费，如今降为6000万元，但相应扩大了资助范围，每年支持的团队也从三四个逐步增加到十几个。

　　举例来说，韩国主流媒体大约从2002年初开始大量报道中国沙尘暴、雾霾等对韩国空气质量的影响，甚至韩国中小学教材中也有“韩国是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内容。在韩国，一些有识之士反驳这一言论反而会遭到媒体的尖锐批评。除环境问题外，经常被炒作的还有“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韩国人爱吃的泡菜很多进口自中国，但一项民调显示，50%以上的韩国人不信任中国农产品的安全性或品质。有相对客观的韩媒澄清说，从中国进口的泡菜很多都是韩国知名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并返销韩国的，炒作中国产泡菜“质量问题”无疑让这些韩企非常尴尬。

　　对于这段回忆，黄令仪曾自述道——2001年12月左右，夏培肃院士的博士研究生林琦给我打电话，说夏培肃与李国杰所长要找我，希望我能帮助计算所的CPU做物理设计。第二天，一群年轻人坐在一个大会议室中，有人介绍了情况，又让我参观了他们研制成功的用FPGA烧成的CPU芯片，并提出了要求。

　　在煤炭之后，澳大利亚龙虾对华出口能否恢复、何时恢复，将成为外界观察中澳经贸关系修复进程的重要“风向标”。尽管截至4月23日，记者尚未在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系统里查询到有活的澳大利亚龙虾入境，但中国商务部官网信息显示，1月10日，中国驻珀斯总领事龙定斌应邀走访西澳州吉龙腾渔民合作公司，这家成立于1950年的公司是全澳最大的渔业合作社，也是全球最大的岩龙虾出口商和加工商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负责的“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成为2016年首批获得该项资助的三个项目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项目经费管理比较宽松，但问题是这种项目太稀缺了，这虽然是一种稳定支持的模式，但本质上仍是一类竞争性很强的项目。庄辞也认为，这类项目支持的比例非常小，仍是面向极少数人，目前竞争已趋白热化。

　　1936年，黄令仪出生于广西南宁，祖籍广西桂林全州县两河镇鲁水村。小小年纪的她，经历过山河破碎的绝望和流离失所的痛苦。成年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

　　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快80岁时的黄令仪仍然每天到公司上班，拖着鼠标在电脑上查电路。他想说不要这么辛苦了，黄令仪脱口而出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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