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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
如今,北生所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王晓东说,北生所二期已经落成,实验室还要继续扩张,后续需要更多资金支持,这些钱从哪儿来,仍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北生所现在是否还承担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重任?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性质的研究机构?这些都还没有定论。”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2022年4月8日至6月2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开展了常规巡视。之后不到两周,张务锋于6月15日官宣被查。同年12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开除其党籍和公职。
除了被动接收消息,申军良自己也花了很多心思。他在网约车上贴了寻人启事,提醒乘客关注;他和晓莉不定期开直播、发视频,分享自己的寻亲经验;有人找到了孩子,不知道怎么认亲、怎么处理和养父母的关系,请他陪同走一趟,于是也买了车票跟了过去。
目前,上述消息“靴子”并未有官方信息正式落地,但短短一周内两大一线城市都有类似风声,反映出市场对二手房政策进一步放开的预期信号颇为敏感。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二手房市场在3月复苏后动能趋弱,预计后续政策仍有放松空间。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80后、90后小时候,锦州有一条街叫“串儿街”。一到夏天的傍晚,一排排露天的折叠桌子上长满了人。暖黄色的灯光伴着氤氲的炊烟,大人喝酒聊天,小孩举着羊肉串、排骨串,边吃边溜达,串儿街走到头就是夜市。正好串儿吃完了,来上一碗碰碰凉刨冰,解暑又解腻。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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