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敏娟在《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文中梳理了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历史逻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是“单元分割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以人民公社体制和单位制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原本依靠封闭的单位制实现社会融合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

　　在中美关系之外，美国智库观察中国的视角已从关注“疫情”话题逐渐回归常态化，特别是一些跟企业界和经济界关联比较密切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研究者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人口问题和与青年人有关的话题。他们还试图通过这些研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动力进行预测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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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7月信贷波动明显，反映出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稳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有待提振。在此情况下，适度降低各类政策工具利率，引导LPR继续下降，具有必要性、紧迫性。伴随企业和居民信贷利率持续下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或将上升，银行信贷投放节奏也将加快。

　　另一方面，彭博社又这样形容雷蒙多：在白宫遏制北京获取先进技术的行动中，她“一直站在最前沿”。雷蒙多曾说，“绝不允许中国用美国最先进的技术推进自身军事发展”。今年4月，她在针对TikTok的听证会上表示，自己任内已将超过200家中国公司“列入管制名单”，并称将封杀更多中国公司，“只要这些公司‘对美国构成威胁’”。她还说过，将就中国“无视知识产权”等问题提出“严重关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