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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书剑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作为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曾和中方有过一段“蜜月期”。中印当时虽然没有解决边境问题，但仍在政治上达成了高水平的共识。几十年的交往和发展经历表明，中印两国可以做到有效管控争议、妥处分歧，边界问题并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到2020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梳理当时的“70后”省部级官员，已至少有29人，从任职经历看，多来自三个领域——地方党政机构、金融或国企系统、纪检监察机构。比如2018年履新的李波、刘强、李云泽、郭宁宁均有金融从业背景，

　　今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布 ，其中：优化农业农村部职责。为统筹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将国家乡村振兴局的牵头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组织拟订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重点地区帮扶政策，组织开展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研究提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相关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并指导、监督资金使用，推动乡村帮扶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发展等职责划入农业农村部，在农业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的过渡期内，有关帮扶政策、财政支持、项目安排保持总体稳定，资金项目相对独立运行管理。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乡村振兴局。

　　那么，这次洪涝灾害受损严重的村庄是否需要易地搬迁？对此，张刚表示，实际上，淹没线大于半米及以上，水淹的范围超过村庄50%的，就具备了搬迁选址的技术条件，不过实际中易地搬迁也要根据村民的意愿、经济财力、房屋质量以及地质灾害预防能力等综合考量。

　　8月LPR调整有两个特点：一是1年期LPR和5年期LPR降幅均低于一年期MLF；二是MLF下调后，5年期LPR首次未下调。在此之前，市场认为，为提振楼市，5年期LPR调整幅度可能在15BP或以上，而此次5年期LPR“按兵不动”。

　　黄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对P2P打击力度加强，部分原来从事小贷、P2P业务的人员，现在转做“代理退保”业务。在接触到急需资金的消费者后，便怂恿并非法代理恶意投诉，从中收取高额利益。同时，保险公司大量离职代理人，受经济及疫情影响，容易被黑产利用，配合及参与不法活动，实现“赚取手续费”的目的。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在当前新发放贷款利率已降至历史低位，各地因城施策空间较大，且银行息差持续承压环境下，为保持银行合理利润水平，5年期以上LPR报价维持不变可为存量房贷利率加快落地预留空间。

　　“预报预警的准确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预警是否能真正转化成人们的行动。”杨赛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预警要尽可能提前发布，给撤离的人们留出更多反应时间；另一方面，预警不能只限于气象信息，比如某地平均日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老百姓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预警如果能告诉人们水大概会淹到多高，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立刻就有概念了”。

　　各省党委常委从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换届，换届前，省级党委常委的“70后”有28人。换届后，“70后”新常委省委有40余人，约占当时新晋省委常委三分之一。而从换届后各省党委常委的整体情况分析，“60后”占比80%，“70后”占比17%，其余为“50后”。另外，在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层面，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70后”省部级官员至少有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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