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刻意展示强硬，近年来成为包括加拿大在内一些西方国家的通病，这一方面是它们的对华认知和心态出了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它们面对国内激进非理性政治势力以及华盛顿霸权的脆弱与软弱。要说“外国干预”，加拿大的确有不少，但它找错了方向，对它干预最大的实则是华盛顿。但这些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勇气和能力去纠正自身对华政策偏差和错误，对美国的压力更不敢有反抗，还往往采取纵容和迎合的态度。这导致了美西方对华外交集体性的退化和误入歧途，而加拿大在其中算是个典型。
特约评论员 管姚：从外交部网站发布的会见通报来看，秦刚实际上讲得非常全面透彻且具体了，涵盖了对华认知、关系实践、底线红线、突发应对等各个层面，可谓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清晰、有力的破冰路线图。
<strong>直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周一（8日）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强调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防止出现意外，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strong>《新2登陆10888》 特约评论员 管姚：这是乌克兰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都高度期待的一次重磅通话。这段时间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非常强烈的对华沟通意愿，此前乌方在参加慕尼黑安全峰会时，乌克兰第一夫人也特别向中方转达了泽连斯基本人表达对话期待的专门信件。说到欧洲大陆的共同期待，近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相继访华，也都表示乐见中乌元首直接沟通，期待中方推动俄乌危机解决发挥更大影响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元首应约通话，乌克兰包括欧洲方面，都是得偿所愿。这种对华强烈沟通意愿背后传递的信息，也是再明确不过，正如英国外相周二在伦敦金融城阐述对华政策时，所着力强调的：解决国际热点难点问题，离不了中国。欧洲大陆自二战后爆发的最大规模军事冲突要解决，当然少不了中国卓有成效的劝和促谈努力。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