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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所长,王晓东不会对科研人员进行任何干预,各实验室主任拥有绝对研究自主权和人才招聘自主权,在头5年,每个实验室都能均等从所里获得200万元/年的匹配经费,课题组负责人无须为了经费而申请任何项目或争任何“帽子”,团队的博士生工资也由研究所承担。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城镇非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达到220418元,突破22万元。城镇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平均工资达到123894元。
消息尚未正式明确,已有中介、业主闻风而动。在深圳工作的安安(化名)告诉记者,4月20日下午就有房产中介不停发来信息告诉她“房地产要回暖”、“参考价要取消了”,并告诉她此前看过的坂田某楼盘评估价高于参考价40万元,询问要不要下手。“当天下午至少有3个中介给我发信息,都是类似的内容。”
早在2021年,时任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玉江就透露,科技部将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对未来十年国内基础研究的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和安排,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大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并决定在前沿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据了解,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具体建设方案原定今年4月左右公布。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除此之外,郑州、天津、成都、南京、常州、烟台等增速也十分亮眼,均在5%以上。你追我赶之间,“万亿俱乐部”头部、腰部和尾部均有城市实现攻守易势,比如,成都超苏州、宁波超天津、西安超济南,竞争十分激烈。
王贻芳指出,要从总体上推动稳定经费改革,就要从中央财政中额外划出一笔稳定支持经费,具体到如何落实,匹配给谁,怎么定义基础研究机构,不是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中央层面去统筹协调。本轮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中央科技委员会或是一个解决经费问题的很好契机。
与此同时,西安GDP在去年超越东莞、南通之后,再次实现晋级。一季度,西安凭借7.6%的增速领跑万亿城市,GDP达到2834.11亿元,一举反超济南,进击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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