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淄博的成功时，一种普遍观点认为，当地的“好客”形象颇有助益。比如，当地不仅加开 “烧烤专列”和烧烤公交专线，还专门发布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更不必说，淄博走红之初，正是疫情期间当地对于大学生的友善对待，引发其之后的“特种兵式”打卡。

　　1994年1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正式实行，意味着中国财政体制从“分灶吃饭”走向分税制。分税制改革也被认为是中国后来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之一。

　　一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外汇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抓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持续深化中央巡视整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强化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和战斗力。《历届世界杯》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另一项关注重点。罗志恒指出，近年来财政形势的核心症结在于有限财力与无限支出责任的矛盾，这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越发不清晰，政府的兜底责任越发增加，具体体现为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化，包括房地产风险财政化、金融风险财政化、社会风险财政化、超前承诺财政化等。因此，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深化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逐步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至中央政府，减轻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和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办好外部性强的事权，逐步做实公共安全、食品药品监管、养老保险等事权的垂直管理和部门实体化。

　　刘思敏认为，淄博是在旅游资源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优势基础上，通过山东多年打造的“好客”形象补位，最终引发旅游热潮。相较之下，东北更需要提升形象、做优服务，扭转许多人的刻板印象。

　　冯俏彬表示，中国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主要通过放权、经济利益的调整来激活微观主体活力，农村和企业改革中使用的承包制改革逻辑后来延伸到政府的财政关系中，这是当时实行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但到了1994年前后，中央财政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出现中央向地方借钱的怪事。“当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