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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产业转型中,淄博采取了多种措施,不断加强创新驱动,优化产业结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型经济主体,有力推进了经济转型升级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如今,武商布局南昌的举动,意味着武汉、南昌两地的商业也在加快融合发展。湖北日报文章称,该项目有望成为长江中游三省加速融合的“商业范本”。同时,由江城武汉、星城长沙、洪城南昌构筑的消费“黄金三角”也将正式形成,鄂赣湘三省居民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将有更加丰富的消费选择。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张罗分析,这或许和当下淄博客群有关。淄博烧烤出圈,前期到访群体主要是大学生,后期为周边城市短途游客,“以一日游、两日游为主,吃一两顿烧烤,周边转一圈就走了”。
“除了工作实绩特别优秀可以破格晋升之外,一般强调职务经历、经验和年功,这些都是现代公务员制中的功绩制标准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基于一定资格,如学历、资历等加以任用管理。”他说。
一切围绕项目的资助体系中,研究机构的运营、选题方向及科研人员的工资薪酬都和项目直接挂钩。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项目负责人,为了“凑人头费”,也就是给课题组的学生和博士后发得出工资,还必须不间断去申请新的项目,造成一定的重复资助。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strong>直新闻:台“汉光军演”也将于5月中旬举行,外界传出此次军演将首次演练撤离在台的美籍人员内容。这种传闻的出现反映出什么?一旦发生战事,岛内民众是否将沦为美国的牺牲品?</strong>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5%以上的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评审需要区分所属的科学类别。记者查阅2019~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集中于受理情况》年度报告后发现,四年间,申请项目中,选择第二、第三类项目占比不断上升,一、四类项目占比有所下降。2022年,全部提交的294300多项项目申请中,选择第三类“需求牵引”的项目最多,占申请总量的45.14%,第二类“聚焦前沿”项目比例是44.57%。与之相对,第一类“鼓励探索”项目仅有5.05%的人申请,但回到2019年,这一数字还是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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