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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王莉的幼儿园比往年少招了30人,空出来的一间教室,她决定用更小的孩子填满,于是新开了一个托班:主要招收2岁半~3岁的孩子。今年,如果招生人数进一步下降,王莉打算开更多托班,并考虑向更小年龄段延伸。托班收费不受政府指导价限制,每人每月是2700元,这笔“额外收入”就成了幼儿园当下的救命稻草。
如果把世界船史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绘制成折线图,能直观地看出,船舶建造以供需为核心,不断受全球经济和政治因素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周期变化。2002年船市回暖,以油船和集装箱船为主要类型的新船订单量在波动中上升。据国际造船业权威咨询机构英国克拉克森研究公司统计,2007年全球新船成交量约为2.5亿载重吨,成交量在船舶建造史上首次突破2亿吨大关。
就在世界造船中心从西欧逐渐转移到东亚的过程中,日韩在造船上的交锋逐渐白热化。此时正值“亚洲四小龙”崛起,韩国在该国政策支持下,从学习日本船厂开始,慢慢抢占国际市场。1999年,韩国承接新船接单超过日本,次年,韩国新船接单和手持订单均遥遥领先,造船产量也首次超过日本,成为新的世界造船霸主。
这里“有条件”指的是有空余学位和多余资源,但不同地区在执行上的松紧度不同。比如上海、深圳等地明确允许幼儿园申请开托班,深圳南山区教育局学前科科长曾少群说,只要幼儿园有开托班的意愿和条件,申报后,教育局就会联合卫健部门、妇幼保健院、街道社区等到现场勘察,也会提出改进意见。北京有的区要求幼儿园必须通过审批后才能开托班,且卡得较严,有的区“默认”了幼儿园私下的这一行为。
“先争取香港船东到国内订船。”六机部经过反复调研,得出一致意见。作为最繁华的国际贸易航运中心之一,香港聚集着上百家船东,其中不乏爱国人士,且地理距离近,语言相通,便于设备维修和沟通联系。几经斟酌,最终将首选船东锁定在了包玉刚、包玉星兄弟身上。
袁永华估计,从当地劳动市场的情况来看,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起去年少了20%。00后工人和70后、80后不同,大多是独生子女,有父母帮衬,只要手里有钱吃饭,受约束更小,“想辞职就辞”。
“中国船企受到了金融危机重创,但是国内造船行业不断攀升势头已经不可阻挡。”李彦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以载重吨(DWT)计,中国船舶工业在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船舶订单量这三大指标上均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两年后,中国造船三大指标(DWT)上又全面超越韩国,成为世界造船第一大国。
同一时期,大连造船厂建造的油船也在不断升级。1987年,大连造船厂为挪威克纳森航运公司建造的11.5万吨穿梭油轮“兰希德·克纳森”号交付,该船解决了高压发电机负荷实验等四十多项重大技术关键,获得了当年的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次年底,大连造船厂又交付了11.8万吨穿梭油轮“埃维塔”号,技术进一步提升,船体采用了能降低原油泄漏风险的双壳结构。到90年代中,挪威船东又来到大连造船厂,签下了3艘15万吨级油船的合同,1999年,大连造船厂首次承建30万吨超大型油船(VLCC),结束了少数造船强国在超大型油船领域里的垄断历史。
(五)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鼓励当事国坚持通过坦诚对话沟通,化解分歧,寻求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支持国际社会在不干涉内政前提下,以劝和促谈为主要方式,以公平务实为主要态度,以标本兼治为主要思路,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通过对话谈判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
1977年12月6日早上8点半左右,邓小平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国防工办主任和三位即将履新的部长。听完汇报后,他对刚从外贸部副部长调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说:“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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