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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薛姝等在2021年发表的《当前我国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主要压力分析》一文中表示，由于评价考核的导向及要求，青年科研人员刚博士毕业就需要去申请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人数逐年增加，加剧了竞争。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受理项目数比2014年增长54.4%，而资助项目数只增长9.4%。相应地，青年科研人员项目申请成功率持续降低，2014~2019年，青年项目资助率从25.3%降至17.9%。青年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压力逐年增加。

　　姚志波于2011年4月至2014年3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4年3月调任黑河市委常委、北安市委书记，后任黑河市委副书记、北安市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被调整为黑河市委副厅级干部，2022年8月19日通报被查。

　　2018~2019年间，时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的郑晓年到中科院各所调研，发现“存量资金”比较大，且科研人员不愿意花存量经费的现象很普遍。“我问科研人员，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在手上，他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争取到经费，没经费就没绩效了。”

　　“现在来看，2020年实现学术产出总量并行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但当时还有一个期望，即投入到基础研究的资源可以与欧美大体相当，后来这点没能完全实现。2030年实现贡献并行目标预计会有一定的难度，当初预测时对全球科研合作的预测显得过于乐观，对2050年实现源头并行目标也还要再观察才能判断。”杨卫说。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在该所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有一个重点布局方向是关于可控核聚变中的理论研究，这也是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但庄辞说，研究所现有资源很难在这个方向上引进一批优秀的人才。“所里非常希望能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重大核心问题做一些布局、组织攻关团队，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无奈说道。

　　2018年11月16日，国际顶刊《科学》罕见发表了一篇评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改革的社论。文章称，基金委从2018年下半年开启的全方位改革“反映了全球科学与技术研究范式近年来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相辅相成、跨学科研究凸显重要性”。

　　负一楼的“楚风汉味”美食街区人气尤其旺。从一些游客随身携带的鼓鼓囊囊的行李包乃至行李箱可看出，不少外地游客可能是直接下了火车、飞机就过来游玩了。

　　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

　　前前后后找了一圈，工作还是没着落。申军良干起了代驾，后来转为网约车，整日奔波在济南的街头巷尾。晓莉则做起了直播，但收入也没有多少——她不会化妆，也不懂那些网红产品，带的货都是便宜、实惠的老牌零食、衣服等，佣金相对较低。

　　申军良从来不会和儿子聊起寻亲的事情，但在申聪的视频里，他拍下了爸爸车上的寻亲启事，还呼吁网友们多多关注转发。在申军良看来，这些或许是申聪表达自己爱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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