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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更好些的是刁窝镇刁一村，村主任张雪飞告诉城叔：“全村常住人口大约1400人，大家从7月31日起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已经迁到旁边一个地势比较高的村。目前村民情绪稳定，物资保障也没有问题。”

　　由于操作失误，赵女士的电话被当做郭里口救援队联系方式向社会公布。“我的电话现在都处于‘爆炸’状态，有好多灾区的人打电话过来，他们有好几天没吃没喝的，有孩子发烧好几十个小时了，还有老人等着吃药的，太让人心疼了。”赵女士提到，求助者把这个电话当做救命稻草一样，但自己不在救援现场，就趁着丈夫还能接收信息时，把特别着急的发给他，“因为具体到哪里救援是要听政府安排，但我想如果他到时候在附近时，能把这些危机中的快快救出来。”

　　目前，最接近“万亿城市”的是江苏常州和山东烟台。2022年，常州和烟台的GDP分别为9550.1亿元和9515.86亿元，常州以34亿元的微弱优势领先。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至于超过了设计能力、城市扛不住的部分，“需要设计冗余区域，让水淹之处，是可以被淹的地方，是指定的区域，雨过之后，清理掉水淹区域，减少对正常生活工作的影响。”如此，实现城市建设成本与舒适度、安全性的平衡。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巡查值守，紧盯防汛重点部位，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

　　总体来看，目前已公布数据的22座万亿城市，有接近一半没有跑赢全国平均水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层面最重要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比如房地产相当惨淡；进出口层面，部分城市订单下滑，对外贸影响特别大。

　　具体而言，在安全建设方面，救生设施严重不足，属“海河治理”遗留尾工，滞洪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工程建设方面，存在河槽淤积、泄洪能力不够，分区滞洪设施不完善，造成“小水大淹”的问题。

　　8月1日这一天的最后，吴婷和她的两个孩子得到了救援，然而为了把救援机会给小孩，她的丈夫、婆婆和姐姐还困在新发地大石桥市场里。孩子的爸爸担心找不到她们，让吴婷和女儿的手臂上都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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