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思东分析说，因为人口基数大、患病人数多，中国的转化医学有自身优势。但大量数据只是为转化医学提供可能，并不等于具备相应转化医学研究能力。早期转化医学是“bed to the lab”，即病床到实验室的研究。如今，转化医学研究能力应是双向的，还应具备将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转化成治病防病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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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如何把这部分重症病人提前筛选出来，尤其在他们还没有出现重症时。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预测高风险人群的问题，目前一般的做法是筛选出那些重症风险显而易见的新冠感染者，比如生命垂危的患者，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晚期癌症、肾病、心脏病、免疫缺陷等疾病的患者。他建议，下一步可以参考重症和死亡风险预测模型，建立更加准确的预测方法，作为分流的指导。如果能让民众理解和使用有关方法，那就更好了，多数人就可以自行判断了。

　　陈希提出，很多老年人的疫苗犹豫来自于对副作用的顾虑，接下来，应进一步澄清接种指南中对禁忌症的模糊陈述，优先给患有慢性病的老人接种，完善免疫接种后不良事件监测系统，定期发布数据，减少公众疑虑，并由政府适度提供疫苗接种意外赔偿。“我们对老年人及其家人的调查发现，在对疫苗犹豫的人群中，51% 的人会在政府提供额外补贴保险后提高接种疫苗意愿。”北京市银保监局财险处今年5月已指导辖内财险公司推出6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预防接种医疗意外保险方案，单项责任保额最高达每人50万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