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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利转贷罪是1997年刑法新设罪名，根据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的大小，行为人最高将被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在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管理上，不同部门间的联动不足；二是目前的应急预案还不够细化，尤其是交通部门没有考虑在紧急撤离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关卡，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等现实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委员杨赛霓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她同时强调，面对极端天气致灾的复杂性，任何预案都不可能覆盖一个极端事件中的所有可能场景。在应急处置中，另一个原则也同样重要：给予现场决策一些冗余度，建立容错机制。

　　通报称，2013年，时任巩义市北山口农信社主任王某范为感谢杨红伟对其农信社完成揽储任务等提供的帮助，与杨红伟商定以其哥哥杨某军的名义通过签订虚假合同在北山口农信社贷款200万元，并由王某范进行转贷给某置业公司，获取的102万余元高额利息由杨红伟占有支配。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出生堆积，直接导致2022年优质学区的学位前所未有的紧张。亲历了市场的剧烈震荡，张波认为，与其说是政策彻底刺破了“学区房神话”，不如说是阶段性的出生堆积带来阶段性的“调剂出区”，2023年不过是2021年7月以后市场的延续。

　　在杨赛霓的理解中，韧性城市的内涵包括四个层面：一是“顶得住”，基础设施的抗冲击能力强；二是“能减轻”，一旦遇到罕见的极端天气事件，能通过较细化的应急预案和高效有序的备灾和应急响应体系等方式，及时撤离、转移和安置民众，尽可能减轻灾害带来的后果；三是“快速恢复”，即使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也能有很好的抢修能力，应急电力、通讯设备充足，生命线系统恢复速度快。

　　暴雨对海河流域的城市造成了一系列连锁极端灾害。上游的北京房山区、门头沟区等地山区暴发山洪，中下游的河北省涿州市等平原地区遭遇洪灾。8月5日，永定河廊坊段出现80米决口，下游的天津还在等待子牙新河的洪水入境。

　　除此之外，毛昭晖认为，刑法设立高利转贷罪至今尚未修改过，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涉及违法行为、有的涉及违纪行为。犯罪涉及到的人员也更广泛，包含政府、政法机关、金融系统的官员等等，有的还涉及代理人等。他认为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2015年，柳州市纪委对其进行约谈。接受约谈时，他主动交代了高利转贷的事实，但他认为“这种行为只是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背上一个处分就可以了，不需退缴违纪违法所得”。当组织部门要求其上缴违纪违法所得时，他以没钱为由拒绝上缴。

　　无论国内外，韧性城市被认为是应对极端天气风险的必然选择。为应对极端天气，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地都将韧性城市建设列入政府工作报告或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此外，韧性城市建设也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近些年，国内也在要求基建项目要做气候可行性论证，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但巢清尘指出，目前的论证更多围绕着历史观测数据，没有考虑到对未来极端天气的预测情况。此外，多部门间系统性联动还不够，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文件上。“一般都是部分城市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灾害之后，会强化这方面的意识，然后零星做一些基于灾害风险的评估工作，但过几年后，因为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灾害，又懈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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