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夕，我走访武汉高校、景区和购物中心等场所发现，这座城市对外地游客颇为热情，也许人们仍然感念疫情期间各地的驰援。五一来临，大批游客即将到来，如何为海量游客提供愉悦的体验，也是武汉面临的考验。

　　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pe蛋蛋2.8预测网》　　对于“什么是正常”的提问，王晓东说，“就像北生所模式与国外大部分研究所模式没有本质区别一样，大家不觉得北生所有多么独特，就是一群科学家在好奇心和荣誉驱动下去做自己的事，他们在意的也是中国顶尖的学术水平能产生怎样的国际影响力，而不是自说自话。”

　　该所长称，在一个科研单位缺乏自主权的体制下，研究所像一个大卖场，课题组只是借这个平台挂靠一下，然后从项目经费里拿出一部分给所里交“租金”。庄辞打了个更形象的比方：“科学家变成了雇佣军。”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是 “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测实验”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和国际合作组发言人，他分析说，在人才引进方面，首席科学家也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在评定职称、工资和绩效等方面，都要归所属科研单位的行政管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