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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17世纪，莱布尼茨提出猜想：人类逻辑思维是否可以符号化？这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开端，19世纪，英国数学家布尔为解决这一猜想，发明了布尔代数。20世纪中叶，‘信息论’之父香浓把布尔代数和数字电路联系起来，从电路设计到后来的集成电路、芯片都受此影响。这就是无用之用。”周向宇说。

　　在去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后，当俄军越境进入乌克兰作战，俄乌也曾谈判过。但从不久之前各方包括中方披露的信息看，去年4月，当俄乌接近达成停火协议的时候，背后拱火者不答应。造成乌克兰不得不撕毁停火协议。

　　然而，在这种持续性的舆论聒噪声中，加拿大外交却做出了不该有的过激反应，再次暴露出其不成熟、不独立及不稳定的一面。起因是加拿大媒体近日又披露了该国安全情报局（CSIS）在2021年撰写的一份报告，在对“中方干涉加内政”老调重弹之外，还诬称有关中国驻加领事官员对一名加议员及其亲属实施所谓“威胁”。这让那几个已经声嘶力竭的政客和媒体如获至宝，在几个月的“坚持”后终于看到了把事情搞大的一线希望。

　　从前十阵营来看，除苏州外，其余城市GDP增速相比去年全年均有明显回升，其中深圳、重庆、成都、杭州、南京均跑赢全国大盘（4.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广州GDP增速（1.8%）在十强城市中垫底，但仍以31亿元的微弱优势力压重庆，全年能否夺回“第四城”的位置，成为一大悬念。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在这种氛围中，一则消息受到外界关注。英国路透社3日报道称，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表示，中方已邀请他“近期访华”，就避免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举行会谈。“这是必须合作的（方面），尽管确实存在其他分歧。”克里称，总统拜登已授权他与中方举行会谈，但时间尚未确定。4日在被问及此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没有证实或否认相关消息，她表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这位新加坡防长还表示，世界依赖中国的制造业，若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全球挑战都无法解决。他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承认并接受一些机构，特别是银行和金融系统‘大到不能倒’。这句话非常适用于中美关系，以及它们与东盟、其他亚洲国家和欧洲的关系。”    

　　开局关乎全局，在疫后复苏的关键之年，一季度各地经济成绩如何，倍受外界关注。尤其是作为经济龙头的万亿城市，其具体表现，更有着引领区域发展的“风向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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