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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感慨，基础研究领域能做出成绩、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一般是30多岁，而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却困于“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浮躁内卷之中。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加入欧盟、北约，只是西方给予的一种画饼充饥。实际上，起码在俄乌冲突的当下，以及俄乌未能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对乌克兰来说，欧盟、北约之梦都是黄粱美梦！

　　2003年，作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开始筹建，其目标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王晓东是北生所第一、二任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北生所目前每年能获得2.5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分别来自北京市、科技部和清华大学。北生所实行理事会下的所长负责制，行政、财务完全自主。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2019年1月，哈尔滨市纪委监委通报：对在五常市露天焚烧秸秆问题中履职不力、监管不严的70名党员干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时任五常市委书记张希清，受到批评教育。

　　相对而言，欧洲大陆国家在华盛顿的地缘政治战略中陷得没有英国深，而且调整得也比英国早。今年以来，中欧各领域高层交往迅速重启，这些互动中唯独没有英国，对英国多少是一个刺激，它显然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跟中国的高层交流。克莱弗利透露，他将寻求在今年对中国进行访问。欧洲大陆国家正思考、探索如何在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平衡，相信这对英国也形成了正面触动。

　　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另一面，寻亲路上这些年，家长们互帮互助，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朋友，甚至更熟的关系——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他们互称“兄弟姐妹”。

　　每天，他从村西走到村东上小学，路上常有村民把废弃的铝放在炉子里融化，坚硬的固体慢慢变成泛红的银亮色液体，村民把液体倒入模具，再做成勺子和锅。大人做大的，王印回家自己做小的，他找来一把没用的老锡壶，比铝制品更软，做几厘米长的小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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