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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谭主的记忆里,大陆高铁至少还有两次登上两岸社交平台热搜。一次是2021年初,《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发布,福州至台北高铁的规划赫然在列,“2035坐着高铁去台北”的说法不胫而走,引发两岸网友热议。
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薛姝等在2021年发表的《当前我国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主要压力分析》一文中表示,由于评价考核的导向及要求,青年科研人员刚博士毕业就需要去申请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人数逐年增加,加剧了竞争。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受理项目数比2014年增长54.4%,而资助项目数只增长9.4%。相应地,青年科研人员项目申请成功率持续降低,2014~2019年,青年项目资助率从25.3%降至17.9%。青年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压力逐年增加。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申军良再次将“梅姨”画像拿给老汉辨认,对方回复“她长得很胖,脸圆,这个不像”;申军良追问“梅姨”的年龄,被告知“现在应该五十多岁”。至于最后一次见到“梅姨”的时间和具体情况,老汉也记不清了。
根本原因就是不希望中印边境争端稳定下来,甚至担心害怕中印“谈好了”。中印边界争议,已经成为美国推动对华遏制的重要抓手之一。
公开报道显示,自2013年12月17日,中央纪委第一次点名道姓向社会公开曝光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起,每逢节假期或者重要时间节点之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大多都会公开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对于已满23岁(相当于人类的80多岁)的“丫丫”而言,归国后的它将面临许多挑战,需要适应新的气候和时区,慢慢缓解对于陌生地方的紧张感。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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