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对国际社会来说，当然要看到这次机会难得。毕竟，这是首次由非西方国家——沙特，来组织有关乌克兰的和平会议。这当然是具有不小的积极意义的。《世界杯历年冠军表》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4、5、6月是最差的。”这是房产经纪人的共识。5月，楼龄为2000年后已售房源，成交降幅分别为80万元至90万元，高一点的达到了120万元。6月，情况进一步下滑，降幅最大的房源，面积不到100平，成交价比报价降了253万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