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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追贪追赃缺一不可。庄德水提到，任润厚案表明，反腐败在扎好制度的笼子，补上法律的漏洞，切断贪腐官员“以死谢罪”的后路。

　　彭新林认为，郭某某言语反映出的问题较多，两人明显是通奸行为，属于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严重损害当地党和政府的形象。从诸多腐败案例看，个人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往往互为因果。

　　而为了简化信息，我国几乎每个县都贴有一些标签，例如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生产大县、生态建设示范县、“奶牛之乡”“水稻之乡”等等。下级政府贴上这些标签，可以有利于他们吸引上级政府的注意，并争取相应的转移支付资金。

　　“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收入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青年学生，“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

　　“除去税收收入，重要来源便是财政赤字。因此，讨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是否可持续，本质便是讨论财政赤字是否可持续。”乔宝云解释，赤字率上升是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央政府以此平抑经济波动，但是如果经济持续下行，赤字必然难以持续。反之，如果通过提高赤字率，进而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额度，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赤字便可以持续。

　　她曾长期在宁波市工作，历任海曙区委书记，宁波市副市长，宁波市委常委、鄞州区委书记等职，2015年任宁波市常务副市长，2017年任宁波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般转移支付的第一要务，当下聚焦于满足‘三保’（ 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需要。”乔宝云告诉记者，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分配并非“随心所欲”，虽然尚未立法，但是按照公式计算得出的转移支付系数进行分配，主要考虑了地方公共服务必要支出、收入等因素。

　　“澳大利亚一些政客大肆宣扬中国威胁，却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威胁到底包括什么”，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澳国防和政治分析师萨米德·巴沙的话称，澳大利亚政府最新的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呼吁进行彻底改革，使其军队具备远程能力，大肆宣扬不确定的“中国威胁”，以证明这笔开支是合理的。但这场军备竞赛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国，因为澳大利亚不具备迅速运用本土解决方案的基础设施、劳动力或者技术。巴沙认为，澳中经济关系正在反弹。关键是要看经济合作的大局和此前定义澳中关系的和平姿态，而不是诉诸武力叫嚣，应第三方要求鼓动战争只会增加焦虑和不信任。

　　高屹强调，我们要全面对标学习，重点围绕“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的方法和作风，进一步提高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实效性。要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正做到沉下身、聊得来、交上心，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求深上更进一步；坚持实事求是，把“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作为生命力所在，确保作风实、对象实、成果实，在求实上更进一步；坚持过程管控，放大细节、缩小颗粒度，做好事前准备，全面听取意见，经常跟进监督，在求细上更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选准课题、有的放矢，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做深研究、精准解题，在求准上更进一步；坚持目标导向，破解现实难题，解决共性问题，谋划一批引领未来、带动全局的突破性抓手，在求效上更进一步。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数突破10万亿元确实引人关注，但从相对值来看，其始终占据中央财算支出七成左右，并未明显增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主任吕冰洋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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