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卷中，祠庙的来由也有着明确的记载：“蚕丛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常服青衣，教民蚕事。民感德，立祠祀之，俗呼青衣神，敕封土主。饲蚕之家，无不敬之。”而据北宋《舆地广记》“昔蚕丛氏衣青衣，以劝农桑，县盖取此为名”之说，青神之前更早的县名同样缘自这段久远的传说。

　　早在1、2号坑发现时，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就发出过一个冷静的提醒——要从“坑”里跳出来。事实上，器物坑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并不能直接划上等号。从时间上讲，器物坑只代表了三星堆文化并且只是后期——存在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至前1000年左右的遗址整体，总共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文化遗存；从空间上讲，它们在3.5平方公里的城址内也只占据西南一隅。

　　除了具体的器物，就连器物坑本身都存在着难以解读的答案。因为2号坑几乎没有考古学中重要的断代物证陶器出土，加上三星堆地处偏远，不能完全依靠交叉断代法来根据器物艺术风格对年代进行类比推断，所以关于1、2号坑的绝对年代和先后顺序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包括坑的性质，历来也有祭祀坑、埋藏坑、墓葬坑、火葬坑、窖藏坑几种意见，其中持埋藏论者又分为战争说、政变说、神庙失火说、宗庙神庙器物分别埋藏说等。《世界杯竞赛app》　　对于器物坑性质的争论，本质上关联着对三星堆文化缘何衰亡的推测。作为彼时三星堆考古队副队长的陈显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大量的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为求得神灵保佑或宽恕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这种乞求行为背后有着密切相关的现实因素，三星堆人很可能面临着某些特大问题。而这些特大问题，有可能是外敌的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那场“若尧之洪水”的灾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副所长赵殿增也是祭祀坑观点的坚定支持者，由坑内种类多样的祭祀形器物，他推测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神权至上的国家，但也正是因为对宗教的极度狂热，过度消耗社会财富贡献神灵，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最终在一次次燎祭祈福无效后不得不告别故土迁居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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