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始终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在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的护佑下,香港社会秩序井然,法治得到捍卫,正义得到伸张,市民各项合法权利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得到更好保障。香港迎来由治及兴新局面,展现“爱国者治港”新气象,开启良政善治新篇章。全体市民欢欣鼓舞,国际投资者也用实际行动为香港发展投下信心票。事实充分证明,国安法护国安、保家安、得民心,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新选制彰显先进性、优越性,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原则、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好制度。
“过去五年,是海南极为特殊、极具考验、极富成效的五年。”中共海南省委新闻发言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斌在会上介绍称,过去五年里,海南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5.6%,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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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余云东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数罪并罚,一审获刑13年,并处罚金230万元。判决书显示,他曾为28个公司或个人承接烟草宣传项目、烤烟烤房设备招标、物流、建筑工程等方面提供帮助,受贿900余万元。余云东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4月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