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什么都自己动手干,并研制出了半导体二极管。当时居然得到心中敬仰的时任科学院院长、著名诗人、作家郭沫若的视察及鼓励,大家非常兴奋。”黄令仪曾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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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另一优先领域是增加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其中还包含了多项调整建议,如为海军配备更多远程打击武器的小型舰艇、为F-35A和F/A-18F战机配备远程反舰导弹,并与美国合作开发“幽灵蝙蝠”无人机组等,使其能够“从澳大利亚进行海上、陆地和空中的机动行动,增强远程火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