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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平和周容平被宣布执行死刑的当晚,申军良、钟丁酉等一些寻亲的家属聚在一起喝了一顿庆功酒。这个时间,郭刚堂也正在赶往广州的火车上。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作为稳增长的“压舱石”,郑州的工业经济同样明显回暖。一季度,郑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8.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2%、15.5%。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除进出口增速为负外,投资和消费均明显回升。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8%,工业投资更大幅增长50.5%。
作为中国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的最主要资助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6年专门开辟了一类更长期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其目标是“聚焦前沿、突出交叉”,主要资助对象是高水平学术带头人牵头的多学科交叉团队,进行“五年+五年”的滚动支持,最初每五年提供2亿元经费,如今降为6000万元,但相应扩大了资助范围,每年支持的团队也从三四个逐步增加到十几个。
公开资料显示,张务锋出生于1960年10月,山东莱芜人,2015年任山东省副省长,2017年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2018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成立后,他任党组书记、局长。
在庄辞看来,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定位要足够高,可以依托具有良好基础的研究院所或高校去建设,政府给予足够丰裕的稳定支持经费,一种理想的运行模式是参照日本“世界顶级国际研究中心(WPI)”计划。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座高度外向型的城市,除了工业,苏州外贸也陷入负增长。今年一季度,苏州进出口下降15.4%,也成为拖累GDP增长的重要原因。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近年,以武汉、长沙、南昌三大城市为中心城市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又称“中三角”)加快协同发展步伐,优化轨道交通体系布局、推进居民身份互认、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等举措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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