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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下午,涿州市东仙坡镇三步桥村的村民在网上发出求助,村里有100多人被困,洪水已经淹没住所的一楼。村民张亮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水是从7月31日晚上11点涨起来的,当天下午,村干部发出通知,要求村民抓紧转移至地势较高的镇中学。他和大部村民一样,只是将老人和小孩送到了安置点,自己留在家里观察雨情。
2018年5月,郑州市纪委监委收到河南省纪委监委移交的关于反映巩义市副市长杨红伟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其中有群众反映杨红伟利用职权从银行获取大额资金进行转贷,以此牟取高额利息。
高利转贷罪是指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近年来,该罪名频频出现在被查公职人员的通报中。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轻松“借钱生钱”。
为了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对极端天气的适应性,杨赛霓建议,当下迫切需要去重新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暴雨场景下,部分高风险区基础设施可能面临的冲击,现有的设防水平是否需要升级和更新。“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大范围的核查,看看已有设施设防标准的缺口有多大,这涉及到巨大的工作量,技术强度也很大,但这件事现在必须去做。”
近十年来,山东共发生三级以上地震44次,其中3.0到3.9级36次,4.0到4.9级7次,5.0到5.9级1次,6.0级以上0次,最大地震是本次地震。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援引多位纪检监察干部的话称,现在对高利转贷行为还存在监管缺位问题。其中原因,既有行为人反复转移资金躲避监管,又有相关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渠道尚未完全打通,无法做到全程、全覆盖监督。
浙江省江山市监委委员毛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公职人员获取信贷资金的优势,让少部分人动起了歪脑筋,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7·31”政策,出自2020年4月30日,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西城区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的核心是,“2020年7月31日后在西城购房的家庭将全部多校划片在学区或相邻学区”,政策向市场明确了破除学区房狂热的决心。
杨赛霓认为,当面临极端暴雨洪水时,与城市相比,大量分散性的山区农村地区更难迅速组织起力量,进行应急处置。一方面,因为农村人口相对不集中,且缺乏资源;另一方面,很多山区农村的人口结构以老人、小孩为主,处置和救助难度大。在她看来,山区和城市不同,从应急管理角度,必须一地一策,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对山区而言,及时的提前撤离才能把受灾损失降到最小。
“想观望,这是肯定的,谁也说不好最低点在哪里。不过,最近市场热起来了,交易量也有所回升,想趁低点进场,时间窗口不多了。”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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