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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打卡的工作要是说意义的话，肯定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让我们老师做，我就觉得挺没有必要。除非专门找个副班主任做这类工作，但学校肯定也不会多花一份工资。我一个班主任，带两个班的学生，每周算上早读有22节课，如果想上好一节课，至少要花一晚上的时间备课。

　　我也挺害怕面对老师的，老师带给我的压力会大于打卡本身。有时候忙忘了或者回家晚没有检查作业，作业错的多，老师就会找我。虽然老师的语气很客气，但我还是感觉自己做错了事情，很卑微。前一段时间我和老公去国外旅行，隔三岔五就被老师找，我不在家，没有人辅导孩子学习，外公外婆也管不住，他们已经放飞自我了。作业不订正，还经常不交，老师找我说，“你家小孩怎么回事？最近态度这么差”，我很无奈，真的，每天我都打视频回去教育他们，但是没有用，在电话里教育，小孩是不会怕的。

　　此时，照明成为了第一需求。什么也没有准备的安亚鹏家里只剩下了半截蜡烛。他想去买根蜡烛，但最后还是叫母亲去了，母亲知道哪里能买得到蜡烛。安亚鹏平日里忙着干零工，贴砖、改水电等，根本没空管这些生活琐事。

　　老师在广播里喊了什么，她没听清，只是本能地汇入人群，挤去操场。直到置身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室外，她才意识到自己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校服。她环顾四周，同学们也大多只穿着单衣，两三个人抱在一起取暖。

　　当天，史俊民发现来了很多黄色的电力车，车牌显示有四川、陕西、河北的。他开办的敬老院里住着三十多位老人，停电以后主要靠蜡烛照明。到下午4点，西安来的一辆发电车在附近开始供电，敬老院恢复用电。

　　我现在感觉，每一天都得在家里拿着个手机，等待他们写完作业，一开始非常烦躁，也很抵触。我的生活一天到晚都是作业，孩子中午回家得看着他们订正，晚上他们回来还要辅导，一天时间不就这么多？晚上我也基本不出去跟朋友吃饭，活动，没有自己的生活，围着孩子转。

　　孩子有时候也挺讨厌拍照、画画，会和我说为什么又要拍照？或者我真的不想再画了。活动出发点是好的，但完全变味了，因为要摆拍打卡的事情太多了，不是为了让孩子体验这些事情的美好，而是把孩子当成工具。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好解决。我们愿意与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继续为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帮助。

　　石福伟坐在边上，不停地对孩子们说话。夜深天冷，他害怕他们睡着后感冒，就一直喊、一直问。他记得学校领导也一遍遍来检查、询问，陪着学生。坐在冰冷的雪地上，有学生提议说要数星星，石福伟抬头看到一片乌黑的夜，没有任何星光，但那一刻他感觉“心里的那盏灯被点亮”。

　　妻子、孩子都在家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但这位副校长说自己更担心学校里1956名寄宿学生。没太多想，他开上车，载上家人，在震后的15分钟内赶回学校。他惊讶地发现，学校的老师正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回来，车上都载着自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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