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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赛霓认为，当下不可能把所有标准不够的基础设施都推倒重来。因此，在更新时，需要基于气候风险评估，做一个优先级排序，优先投资一些设防标准差距大，同时极端天气风险最高的区域，而且这种评估必须要面向未来。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

　　该文章提到，流域内有28处蓄滞洪区，半数以上没有建设进退洪控制设施、口门等工程，靠临时扒口分洪，分洪水量、淹没范围、退洪时机等难以控制，一旦发生流域性大洪水，蓄滞洪区难以启用或无法正常运用。此外，海河流域对于防洪的预防、预警、预演、预案能力薄弱，无法支撑有洪水的防御实战。

　　这两件事，与中国出席没有俄罗斯参加的俄乌“和谈”相叠加，似乎中俄之间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其实，这是过分联想了。莫说俄罗斯外交部已经澄清有关中国驻俄大使的说法“纯属假消息”，更关键的在于——要认清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即便如此，仍然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出于和公职人员存在利益交换等原因，扮演起“内鬼”角色，违法放贷，帮助公职人员顺利通过高利转贷牟利。

　　<font>8月6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防汛专题视频会商调度</font>，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雨情、汛情、灾情，<font>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视频连线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等省份防办。</font>

　　7月下旬至8月上旬，本就是涿州暴雨洪水频发的时期。但近100年来，涿州只经历过几次大洪水。2022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发布《涿州文化产业综合项目A01地块建设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其中提到，1963年8月2日~10日，涿州境内及西部山区连降大雨，各条河流洪水猛涨，涿州市被水围困，西面和北面淹没的深度约两米，“登城西望，一片汪洋，村庄难辨”，是最大的一次水灾。1996年8月，北拒马河发生1964年以来最大洪水，38个村受淹。再就是2012年“7·21”特大暴雨后，7月22日，上游来水从北拒马河行洪，造成4.8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中介一再告诉我，80万是相当大的降幅，再降的空间不大了。但我仔细了解了这套房的带看情况，7月份，贝壳只有一条带看反馈，市场这么冷淡，我们觉得还有落的空间，现在还不是最低点。”顾清显得颇有把握。

　　巢清尘现任国际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研究组联合主席，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气象数据的长期监测显示，本世纪以来，全国总体的极端降雨的频次、强度都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一些暴雨级别的降水，近年来有北扩的趋势。“而且这次华北暴雨，不仅和副高北抬有关，还与‘杜苏芮’台风的北上关系密切。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趋势比以往更明显，这进一步加剧了北方城市遭遇暴雨的概率。”她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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