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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感慨,基础研究领域能做出成绩、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一般是30多岁,而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却困于“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浮躁内卷之中。
在“基本上没有实验、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所,庄辞观察到,科研人员收入中有近40%需要从科研项目中支出,这就导致如果不争取项目就没办法保障自己的收入水平,“甚至在北京的租房压力都很大”。
对于即将揭晓的4月CPI数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10日,18家机构对4月CPI同比涨幅的预测均值为0.4%。从预测值来看,5家为0.4%以上,2家为0.4%,11家低于0.4%,预测值最高为长城证券给出的1%,最低为瑞银证券等6机构给出的0.2%。若按照机构预测的均值计算,CPI同比涨幅将连续两月处于“0时代”,且涨幅连续三个月下降。
王晓东说,应该把这种“真正顶尖的、为全人类作贡献的探索性科研成果”当作国家的名片。人类的知识是有边界的,需要有一部分人去探索如何突破边界。“只有依靠好奇心和英雄主义驱动,才能去做这件事。社会需要营造一种支持英雄主义的科研环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些年一直没有涌现出重大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这就是房间里的大象。”
但绝对自由下,也有绝对的残酷。北生所内部评估非常严苛,每5年进行一次,评估标准为学术成果是否有足够国际影响力。受邀参与评估的“国际小同行”数量至少10人,需要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工作,北生所的课题负责人在你所在的研究所、大学能否得到晋升?这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所在的科研领域产生影响?课题负责人所做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使其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者都要满足。首次评估通过后,实验室经费升至每年300万元,如果评估失败,实验室主任和手下全部人员都要离开。“所以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实验室主任的权责利是一致的。”王晓东说。
[环球时报驻新加坡特约记者 辛斌]时隔4年,第13届亚洲国际海事防务展3日在新加坡樟宜拉开序幕。新加坡《联合早报》4日报道称,该国防长黄永宏在开幕致辞时表示,与俄乌冲突相比,亚洲若发生战争破坏力更大,并可能产生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甚至对许多国家构成生存问题,所以防止这种冲突是所有国家未来10年的首要任务。而中美关系,“大到不能倒”。
他说,淄博可能会因为烧烤等因素吸引一些外来游客,但他们并非淄博房地产市场的主要购房群体,淄博本地的经济和人口状况才是影响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关键因素。
记者:针对两岸恢复旅游,大陆方面日前表示,民进党仍禁止台湾旅游团到大陆,台陆委会则称“等待大陆开放对台旅游”。目前两岸旅游似乎陷入胶着状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最近是否有相关的计划?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中国当下的基础研究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其特点是科研人员主要通过项目竞争的方式获取,这些项目分布在科技部、基金委等不同科研管理机构中,每类项目对应不同的资助额度和周期,项目评审也由政府机构组织临时性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这种竞争是全国范围内的优中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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