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蒙吉指出，在德国，老人感染新冠后，会由社区医生进行检查并判定病情是否需要住院干预。德国的社区医生有良好训练，可以起到分流管理的关键作用。但陈希认为，这点目前很难在中国实现，因为欧美等国都有长期运行的家庭医生制度和社区基层保健体系。

　　据刘某的妻子回忆，1998年7月的一天，她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老公刘先生打过来的，让她送7万元钱到同济桥畔的皇家歌舞厅。她以为刘先生是和其他女人勾搭，被女人的老公或是男朋友勒索上了，便取了钱打车到皇家歌舞厅。在这里她见到了劳荣枝，第一感觉就是觉得她年轻漂亮。两人乘坐出租车到了一个小木屋，刘某的妻子见到屋里绑在凳子上的丈夫，旁边就是法子英。

　　颜宁在11月1日的演讲中提到，“基础研究与药和医密不可分”。从病床到实验室，到制药公司，再回到病床，打通这个端到端的联系，正是深圳医科院的重要使命。《世界杯历史决赛对阵》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金冬雁、张柏轩和陈志平在《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有哪些教训？》一文中指出，香港第五波疫情超高死亡率部分归因于“疫情中大批未接种疫苗、未完全接种或疫苗接种效果不佳的老人”。他们发现，8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者的死亡率远超过其他人群，即使在同年龄组内比较，与接种了两针或三针疫苗的老人相比，未接种者的死亡率高出了5.6倍。

　　“我们现在必须要想清楚，中国当下正处于怎样的防疫阶段，下一步调整的目标和重点是什么，既不能一封了之，也不能一解了之，应该尊重科学和数据，为了应对未来大规模疫情的暴发，应该做好哪些准备。”陆蒙吉说。

　　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香港的医疗救治条件与众多发达地区不相上下，但为什么此前新冠暴发时病死率却这么高？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在疫情暴发早期，医院挤兑致使新冠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同时也影响了非新冠重症病人的及时入院和治疗。香港当时的疫情来得很快、很猛，威尔斯亲王医院病床占用率曾一度高达133%。其实，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病人并没有那么多，医院超负荷运转的原因是，疫情早期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治工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