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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网提供的信息显示，位于涿州码头镇码头村、处于涿州汛情灾害中心地段的北京人天书店库房，受灾时水深最高超过2米，所有期刊、图书截至8月3日15时仍浸泡在汪洋之中，已经全损，预计20天内库房无法正常发货，已经产生的订单无法处理。该公司通过加紧联系印厂重新印制客需量大的图书来自救。

　　陈明的单位离互联网总部聚集的上地更近，原本打算在上地“入门”，但今年“幼升小”结果显示，在2019年1月1日后购房的家庭，被调剂到清河北外附，“上地也不稳了”。

　　近日，一条内容为“中纪委曝光一台直线加速器回扣1600万”的话题，迅速“引爆”网络，登上微博热搜榜榜首。一名网友评价道“医疗反腐、刻不容缓”，成为话题词下的高赞评论。当前这轮医疗反腐的背景是什么，医疗行业的腐败如何滋生，而反腐的重拳又将砸向何处？8月11日，大象新闻记者对话多名业内人士，试图揭晓这些疑问。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滇池支行原行长解鹏，先是借银行行长的身份结识掌握资源和有资金需求的各类人员，为高利转贷“撒网”，随后与他人商议到自己所在支行办理贷款，并以15%的年化收益出借。此后，他利用职务之便，推动银行贷款审批流程“一路绿灯”，对伪造的贷款材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顺利将所获贷款转借，获得高额利益。经查，其利用职权进行高利转贷，获利71万元。

　　积极开展医疗救治做好灾后防疫。全市派出242人组成的医疗工作组分赴重点区，转运伤病员3300余人次，协调48名专家指导和支援重点区医疗救治。及早启动灾后防疫工作，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严格受灾地区水质监测和消毒，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一级警长、公职律师童晓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涉及高利转贷的案件中，如果高利转贷者在约定时间内还清了贷款，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就很少暴露。而且这类人员在高利转贷时，也不一定会向转贷对象说明资金来源，“对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来说，相比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高利转贷的隐蔽性会更强”。

　　本次洪灾中，在很多山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撤离、转移安置过程的处置混乱。“是否有合适的转移安置点，有没有提前对安置点做好资源评估、及时维护，这些涉及到资金和资源，需要预先做好储备。”杨赛霓说。她强调，对资源不足的山区而言，如何更好用好社会力量也很重要。面对极端天气引发的大灾，关键时刻，基层应急的跨地区帮扶能否有效启动？

　　7月31日上午，刘斌把孩子送到百米外地势较高的学校，村里不少人临时转移至此。刘斌和妻子回到家，傍晚约6点，村里突然来了大水，不到1个小时，二楼就被淹了。刘斌看着家具都被冲走，想逃已来不及，穿着短裤和背心，和妻子匆忙爬到了屋顶，又借着一架高梯，越过房顶逃向山里。8月3日，河北保定市涞水县委宣传部发布通报称，野三坡景区全境受灾，波及15乡镇、284村，景区遭受毁灭性损毁。

　　湖南展弘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裕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他因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急需资金，想向当地银行贷款1000万元，为此他将自己几套合计市场估值约2000万元的房产抵押给银行，却仍迟迟未获得银行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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