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各种传统的、现代的与后现代的因素杂糅交织，利益格局的重新建构与社会关系的巨大解构并存。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出现了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原本依靠封闭的单位制实现社会融合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各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离散化”与“悬浮化”现象凸显，中国社会呈现出日益碎片化的状态，这不利于新时期政治秩序的建构与社会的和谐稳定。面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中国共产党需要遵循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和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求，在与外部新型环境的复杂互动中作出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构建一种与新型社会形态相契合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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