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3月12日的“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回应“三大球”相关问题时表示,实事求是地讲,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三大球,特别是男子项目发展不尽如人意,男子足球的水平一路下滑,足球业内出现了诸多乱象,这与党中央、全国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和期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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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议员说,美国这么做是为了“阻止中国伤害真正需要帮助的国家”。但明眼人都知道,能让两党两院同气相求,这事肯定对中国没好处。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