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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所长称，在一个科研单位缺乏自主权的体制下，研究所像一个大卖场，课题组只是借这个平台挂靠一下，然后从项目经费里拿出一部分给所里交“租金”。庄辞打了个更形象的比方：“科学家变成了雇佣军。”

　　王贻芳建议，可以先选取几家中央直属基础研究科研单位进行试点，依照其过去获得的竞争经费，按大约10%比例增加额外的稳定支持经费，“既能维持现有体系大体不变，也可以部分克服过度竞争的弊端，这种差异化的支持方式将带来新的效益。”他解释。庄辞也认为，改革应从小切口开始，逐步推广。她认为，科技部正在部署的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切口”。

　　对于该项目的设立，基金委原主任杨卫解释，除以竞争性支持为主外，对科学研究需要考虑稳定支持的模式。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基金委启动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计划围绕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方向，对跨学科的大型科研群体进行约10年的稳定支持，每年资助研究经费超过3000万元，以期待在我国基础研究地貌图上隆起学术上的“世界高地”。

　　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国外顶尖机构是怎么做的？2019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考察项目，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世界知名基础研究机构，总结他国经验，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科研组织模式，庄辞参加了这一项目。

　　4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青海省6名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通报显示，6名党员领导干部培训期间违规聚餐饮酒，次日，1名干部被发现死亡。

　　谈起帮人寻亲打拐，申军良总会说：这条路我走过，这种煎熬我太能体会了。每次看到他们还在路上，就会想到原来自己吃过的苦。看到一点点希望，感觉就像救命稻草一样，所以想尽一点微薄之力，尽量帮帮他们。

　　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杨卫说，还是要回归本质，在有较充足经费保障的前提下，让喜欢自由探索的科学家自由探索，想要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科学家继续为国出力，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从事基础研究的荣誉感。

　　“现在，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科研项目内卷局面。”主要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高铁开通运营之初，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80%。仅仅三年后的2010年，台湾高铁公司就不堪债务重负濒临破产，不得不在当局介入下，大规模举债融资重组。这种权宜之计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15年岛内媒体曾经警示，如台湾高铁公司破产，其3600多亿新台币的债务将导致全台人均负债1.6万元新台币。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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