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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王新在内的数位受访者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应充分评估高利转贷利益链末端者（指最终接盘的“转贷人”，例如民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多给他们贷款扶持，让高利转贷者失去存在空间。

　　通报称，2013年，时任巩义市北山口农信社主任王某范为感谢杨红伟对其农信社完成揽储任务等提供的帮助，与杨红伟商定以其哥哥杨某军的名义通过签订虚假合同在北山口农信社贷款200万元，并由王某范进行转贷给某置业公司，获取的102万余元高额利息由杨红伟占有支配。

　　纸上声音书店3000平米库房受灾，4/5的图书报废，300平米的西直门店亟待铺货开业被搁置，货车被泡，门店无法供货，线上订单无法发货，预估损失5000万码洋。该企业打算通过网店开通低价储值活动以及泡水书免费送活动来自救。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从法律大数据角度反馈，医疗腐败主要集中在商业贿赂上，涉及医院采购、医院统方和医生处方等环节。”河南零度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华丽律师介绍，“近年来此类案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如行贿对象更广、行贿手段和方法更隐蔽、行贿目的更间接，医疗行业高定价、高费用、高回扣、高毛利也随之产生。”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

　　湖南展弘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裕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他因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急需资金，想向当地银行贷款1000万元，为此他将自己几套合计市场估值约2000万元的房产抵押给银行，却仍迟迟未获得银行放款。

　　“不出意外，‘7·31’之后购房的连续第三年全部调剂出区，部分‘四老’房本儿的，也被调剂出区。”7月初，伴随北京幼升小结果出炉，学区房市场再次引发关注。

　　截至8月10日，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国至少有168名医院现任或者原任院长、书记被查，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的两倍。这些落马被查的院领导大多来自于县级或者地级市公立医院，但其中，也不乏三甲医院院领导。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贾奋强贷款300万元，以贷款时5倍的高息转借给他人后，轻松获利105万余元；广西鹿寨县县委原副调研员覃国友贷款305万元，高息转贷后牟利119万多元；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再向陈某某等人高息放贷，获利65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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