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多数是以稳定经费、严格评估这种方式推动。稳定支持前提下，一个科研管理系统如果缺乏完善内部评估体制，没有淘汰，很快就会陷入“养懒人”“吃大锅饭”的泥淖，每五年进行的一次严格小同行评估可以从制度上杜绝这点。“坦率说，专业的基础研究机构是不能养人的，每个科研人员一定都像运动员一样参与残酷的全球竞争。”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公开报道中，无论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还是各地方纪委监委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大部分都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之后，党的二十大之前。《在哪买世界杯输赢》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2019年1月，哈尔滨市纪委监委通报：对在五常市露天焚烧秸秆问题中履职不力、监管不严的70名党员干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时任五常市委书记张希清，受到批评教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