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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四川省启动了“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遗址的再考古随即启动,1、2号坑所在区域布设下三条探沟。11月26日,在距地面50厘米的地方,一条规则的线条被发现,接着一个边缘几乎呈直角的坑被清理出来;12月2日,在又向下发掘了90厘米后,一件青铜器物的边缘露头了,编号K3的新器物坑就此掀开了尘封的一角;再之后,4到8号坑也陆续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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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器物坑性质的争论,本质上关联着对三星堆文化缘何衰亡的推测。作为彼时三星堆考古队副队长的陈显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说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大量的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为求得神灵保佑或宽恕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这种乞求行为背后有着密切相关的现实因素,三星堆人很可能面临着某些特大问题。而这些特大问题,有可能是外敌的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记载的那场“若尧之洪水”的灾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副所长赵殿增也是祭祀坑观点的坚定支持者,由坑内种类多样的祭祀形器物,他推测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神权至上的国家,但也正是因为对宗教的极度狂热,过度消耗社会财富贡献神灵,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最终在一次次燎祭祈福无效后不得不告别故土迁居他处。
一路的调查和勘察中,内城的城墙也随之浮现。原来在三星堆城内的西北、西南和东北,先后还有月亮湾小城、三星堆小城和仓包包小城三个内城。在孙华看来,三星堆最终呈现出的城市格局包含了一种“法天象地”的思想内涵:“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形成了城北是世俗区,城南是宗教区,中间有一条(马牧)河隔开,整个看起来是一个田字格。”他认为这是三星堆对中国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样的一种城市规划,被金沙继承。古蜀国的最后一个都城,成都城也是这样。这种都城规划被秦始皇看中,所以建咸阳时,‘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最后的一个集大成者则是隋唐的洛阳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则认为,连神像在内的所有珍贵器物通通埋藏并不像是祭祀所为,而可能是由于三星堆文化过分强调宗教,导致财富被集中于神权贵族,打破了其与世俗贵族之间的权力制衡,从而引发内部冲突,在这场政治变故中城市被破坏、神庙被烧毁,等到变故平息,三星堆人“出于某种考虑不得不将神庙的这些物品埋藏在祭祀区附近”。
只是在众多的疑惑面前,这些认知上的推进与更新仍不免相形见绌,诸如掩埋是一次性进行还是分次处理等问题依然没有直接答案,有关祭祀坑还是埋藏坑的争论目前看来也还会持续下去。但正如考古学者许宏所说,这样的情况不唯三星堆研究,“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研究对象因相隔久远、资料支离破碎而显得扑朔迷离,研究结论也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者所在多有”。
随着这6个坑的发掘,围绕器物坑的部分问题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通过碳14测年,以及8号坑顶尊蛇身人像与2号坑青铜鸟脚人像残件、3号坑顶尊跪坐人像和8号坑青铜神兽的成功跨坑拼对,初步可以判断几个坑的形成时间大致相同。而八个坑所处位置同在一个以红烧土平整、黄土铺面的长方形广场东南部,且形状和朝向相同,除5、6号坑坑口较小深度较浅外、掩埋物无规律也没有象牙,其余六坑大致相似,则基本可以确定掩埋是三星堆人自己在有序规划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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