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中方干涉加内政”作为炒作点，并不偶然，这是美西方散播“中国威胁论”早晚要涉及的领域，在这些心中充满恶意却又缺乏创意的人看来，很少有比“干涉内政”更能渲染中国对“西方民主”的威胁，更易于煽动民众的紧迫感和对华警惕。但对中国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纯属无稽之谈。中国是美西方“干涉内政”的受害者，也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最坚定的维护者和践行者，中国从没有任何兴趣干涉他国内政，在这方面的历史记录，就是比加拿大也干净得多，更不要说劣迹斑斑的美国。

　　<strong>直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周一（8日）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强调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防止出现意外，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strong>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世界杯竞世界杯竞猜软件猜软件》　　“因此，在‘入口’处的基金委在资助时如果过度强调目标的清晰性，则容易导致项目前瞻性不够，相当于喇叭口一开始就收得非常小了，但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喇叭口。”穆荣平说。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

　　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国外顶尖机构是怎么做的？2019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考察项目，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世界知名基础研究机构，总结他国经验，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科研组织模式，庄辞参加了这一项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