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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叫“福尔摩审”，审计部门还擅长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突破口。如在几年前，审计人员去成都某国际酒店审计，在一个星期时间里，审计人员从上万张单据里面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些进口的原材料的入库单和出库单经常会出现一个人的字迹，而这个字迹又不完全一致。就凭着这个字迹，他们一直摸下去，发现这个人会趁着出库员不在的时候，模仿签字，一出一进，监守自盗，多余的钱都归他了。上万张单据属于大海捞针，但是即便是这些细微到别人不会注意的地方，也难逃万达审计的法眼。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高利转贷罪是指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近年来，该罪名频频出现在被查公职人员的通报中。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轻松“借钱生钱”。

　　他同时强调，近期华北地区的极端强降雨是小概率事件，为此通过修建过高标准的工程来消除风险，从经济上考量是不合算的，投入高，还要有专业的队伍维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这类高风险区都无法建设非常高标准的防洪工程。

　　7月31日上午，刘斌把孩子送到百米外地势较高的学校，村里不少人临时转移至此。刘斌和妻子回到家，傍晚约6点，村里突然来了大水，不到1个小时，二楼就被淹了。刘斌看着家具都被冲走，想逃已来不及，穿着短裤和背心，和妻子匆忙爬到了屋顶，又借着一架高梯，越过房顶逃向山里。8月3日，河北保定市涞水县委宣传部发布通报称，野三坡景区全境受灾，波及15乡镇、284村，景区遭受毁灭性损毁。

　　海叔感觉，如果接下来谁能够组织一个类似规模的，有俄罗斯参加的，而乌克兰暂时缺席的国际会议，让国际社会听听俄方意见，也是不错的。只不过，因为北约特别是美国的态度，恐怕这样有俄罗斯参加的国际会议很难在短期内举行。

　　程晓陶提到，根据城市级别、流域重要性等因素，国家对不同的江河有专业的防洪设计标准，地方不能随意提升。理论上，一个城市在规划时，重要的基础设施、居民区、工厂应尽可能避开易涝的高风险区。但在国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和水争地不可避免”，导致一旦受淹，损失严重。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章透露，多地纪委监委已采取措施监管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如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纪检监察机关要督促金融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加强对各金融机构开展公职人员贷款授信的监管，严格审查公职人员贷款用途。福建省南平市纪委监委结合新修订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加强对失信公职人员的情况通报和问题倒查，倒查是否存在高利转贷和违规参与民间借贷问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贾绍凤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涿州受灾，部分由地形所致。涿州位于太行山、燕山的交界处，地形呈喇叭口状。此次强降雨过程中，东南气流在此盘踞，暴雨强度最大。同时，涿州位于冲积扇平原，这意味着，多条河流出了山口，“第一站”便是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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